父亲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代建筑工人。他们这代工人大多都是上世纪60年代初在农村被招到所在单位的，父亲的工种是木工。

父亲每年有一次探亲假。我能记事始，父亲探亲大多时候都是在我们春耕大忙期间。因为这个时候正是农村特别需要劳动力的时候，这段时间我们不但要播种，还要收割。父亲回来先是整备水田，水田整备好就开始插稻秧，插完稻秧就收割麦子，麦子收割过后就要担粪浇玉米苗。

我们家在春耕大忙期间是忙不过来的，会请乡邻来帮忙。但是我们家似乎请不得乡邻来帮忙，因为一旦请了他们，就得到别家去借板凳借桌子。一旦到别家去借板凳桌子，母亲必然和父亲吵架。吵架的原因是我们家只有四根小孩坐的矮板凳和一张矮方桌，来帮忙的大人坐不下。

吵架的时候母亲会变着法地挖苦父亲：“哟！哟！哟！不得了，班长是好大的官哟，可惜你这个木工班长家里居然大人坐的板凳都没有，来了客人都得去别家借板凳桌子。”当着请来帮忙的人的面，父亲不好把吵架的火苗拔高，只好一边给母亲使眼色，一边低下声音说：“你看我们前些年栽下的树苗，现在不都比我们高了吗。等它们长成了，我回家来一定好好地打几张桌子、板凳。”

而每次父亲在家“耍”完他的探亲假，准备回单位去上班的时候，母亲总会再次叮嘱父亲：“你回单位做木工活的时候多留意一下你们不用的废木料嘛，用它来打一张桌子几条板凳，下次耍探亲假的时候，带回来。”父亲则回答说：“单位里哪有什么废木料哦。何况，真的废木料能打出桌子板凳？”母亲听到自己的希望又要湮灭，赶紧做父亲的思想工作：“去年秋收完了我去你工友家里，你工友为什么打了板凳和桌子，耍探亲假的时候人家就带回来了？”父亲接过母亲的话头：“我怎能和他比，我是党员，还是班长，我哪能占公家的便宜……”

不知是母亲和父亲吵架把“黄班长”炒火了还是怎么的，总之，父亲回来探亲，见着他的乡邻打招呼都不喊父亲的名字了，而且不管大人小孩，见着父亲都叫“黄班长”。

黄班长年年照旧在春耕农忙的时候探亲。母亲则年年在他探亲的日子为桌子板凳和父亲吵架，挖苦他。后来或许是因为乡邻也“厌烦”了母亲对父亲的挖苦，农忙请他们帮忙的时候，他们像商量过似的，都会带着自家的板凳，而其中一个必然扛了自家的桌子来我家帮忙。我们家再没听见父母的吵架声。而这种没有吵架声的日子在我满十七岁的那个春耕大忙季节再次重现。

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这一天——我们学校给学生放了农忙假。我的农忙假要完的头一天，中午时分，母亲赶场回到家，脚还没跨进家门，就问我：“你爸呢？”我告诉她父亲在地里淋玉米苗。母亲听了，背上的背篼都未卸下，就站在坝子边，扯宽了喉咙，然后放开声音大喊：“黄——班——长，黄——班——长，你快给我滚回来！”

黄班长挑着空桶还没进到坝子里，母亲瘦小的身子迸发出的怒气让人见着就不寒而栗：“黄班长，你为什么不能和我商量一下，为什么你就自己做主了？这个事不是小事，你怎么这么能啊……”母亲吼着：“我嫁给你黄班长，就没过一天宽松的日子，看着日子要轻松了，你的三个娃又全部都读书了，小的两娃读小学还不怎么用钱，可大娃每个月几块钱的生活费都是我东拼西凑才凑齐的啊，黄班长……这日子还过不过？”

原来，父亲所在的单位为照顾家境困难的工人，特招一批家在农村的工人的孩子到单位去工作。单位考虑到父亲的实际情况，给了父亲一个名额，可以让我到单位工作。但我父亲把那个名额让给了家在洪雅县山区里的一个工友。而这件事父亲每一封来信里都不提，母亲是这次赶场的时候，碰到了离我们不远的工友的妻子，才从她嘴里知道了这个事。

黄班长挑着空粪桶，像犯了错的孩子站在坝子里，但他嘴里一直在细声地申诉：“他家的日子比我们还难，我是党员，还是班长……”

这件事发生没多久，母亲终于被生活的艰难压倒了。为了照顾母亲，黄班长把母亲接到了他的单位。

我们再见母亲，是黄班长将母亲的骨灰盒带回家的时候。

母亲走后没几年，黄班长退休了。回到老家，他把我们以前的几间破败的草房换成了灰瓦白墙的房屋，然后捡拾起我们丢荒多年的土地开始耕种。

自从黄班长捡拾起我们的土地，每年春耕和秋收季节，我们都要从不同的地方回到老家帮黄班长。而每每此时，黄班长一边忙着，一边看着我们，脸上一直都挂着满足幸福的容光。

当黄班长跨进耄耋之年的时候，他对我们需要耕种的土地实在是无能为力了。我们回家去接他来跟我们一起生活的那天，黄班长给我们说：“我们在老家再住一晚，黄昏的时候，我再去看看你妈妈的坟，还有那些我无法再伺候的土地。”

黄班长迎着夕阳走在去看我们的母亲和土地的小径上。他佝偻的身影被夕阳拉得很长很大，像一张巨大的落叶。那天的夕阳无限好……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