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岳母焦楚玲女士是我的中学老师,但她从小便失去双亲,成了孤儿。父亲离世时,焦楚玲尚在襁褓中。听大人们说,父亲是陕西潼关人,只给她留下乳名“阿玲”。是母亲抱着她辗转回到老家湖南新田,母亲在县女中担任音乐教员,母女相依为命。1941年冬,日本侵略者占领新田,母女俩随难民逃到大瑶山,不料久患肺疾的母亲在兵荒马乱中撒手人寰……
阿玲记忆中永远忘不掉的一幕,是母亲被族人入殓,要钉上棺盖的那一刻。她将瘦小的身子伏在棺材盖上,不让别人把妈妈钉进那个大盒子。哭成泪人的她,不知何时晕睡了过去。醒来时,妈妈已被埋在大瑶山顶,只见满天星斗辉映着一座新坟……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解放了浙江淳安。那晚,二野十二军文工团在县中学操场演出歌剧《白毛女》,台下一个女孩禁不住嚎啕大哭,那便是被亲属收养、吃百家饭长大的阿玲。
第二天,阿玲来到部队驻地要求参军。虽说她初中还没毕业,但当时也算是个“小文化人”了。她被批准入伍,和几个学生娃一起,被分到军文工团。很快,南京解放。一个晴朗的下午,上级通知到“国民大会堂”开会。会场上,司令员在台上发布命令:“进军大西南,解放全中国!”
当晚大家打好背包,按要求在规定时间写家信,交组织上统一寄转。一屋子女兵都行动起来,唯有阿玲一脸茫然。此时军政治部宣传部张部长走来,见阿玲坐在床沿发呆,便问:“小鬼,怎么不写家信啊?”
一句话惹得她鼻子发酸:“我……我没有家,也没有父母。”对方怔了一下,问起究竟,阿玲边抽泣边作答。对方听完,轻轻拍拍她肩膀,默默离开了寝室。
第二天一早,阿玲被叫到军政治部。张部长打开档案袋,告诉她:“小同志,我代表组织正式通知你,你的父亲是中共党员,你是革命烈士的后代呀!”
阿玲这才知道,她父亲焦啓铠,是黄埔军校第三期的中共党员,与北伐名将蒋先云一起工作。蒋先云还把自己的堂妹、毕业于湖南省立女子师范的蒋伦英介绍给焦啓铠,二人结为夫妻,那便是阿玲的妈妈。大革命失败后,焦啓铠接受党的指示,携妻女回到陕西,打入西北军上层做军运工作。后身份暴露,两次被捕入狱,终被国民党军阀马青苑杀害,牺牲时年仅28岁……
阿玲第一次得知父亲奋斗牺牲的经过,虽然她从没见过父亲,但至此坚信,爸爸一直在自己身边。
张部长告诉她:“从现在起,革命队伍就是你的家,同志们就是你的兄弟姐妹!”
阿玲使劲点头,擦干了满脸泪水。
进军大西南,阿玲是用双脚走过来的。一路上,战斗部队追击穷寇,文工团紧随其后,时常站在山坡上打着快板、唱着歌给部队鼓劲。枪林弹雨中,奔跑的文工团员相互照顾着,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快,快,别掉队……”。晚上又围坐在一起,用马尾刺破脚底的血泡。途中宿营时,还排演了歌剧《刘胡兰》《王贵和李香香》《进军腰鼓》……文工团员鼓舞着战士们的士气,成为大家珍视的“宝贝”。
1949年10月1日,是阿玲永生难忘的一天,刚刚解放的湖北沙市(今荆州市)披上节日盛装。阿玲和文工团的腰鼓队、秧歌队,唱着跳着汇入欢乐的海洋……只见广场四周的窗口、房顶上都挤满了兴奋不已的市民。
部队加快了行进步伐,一路势如破竹。从11月7日解放秀山县城,到11月30日在重庆主城举行入城仪式,重庆全境很快回到人民手中。
那一晚,重庆长江南岸隆隆的炮声逐渐停止。部队接到命令,第二日清晨渡江入城。阿玲和女兵们兴奋得一夜未合眼,她早早换上那件洗得发白的军装……拂晓的第一缕白光刚刚浮现,阿玲便随大部队从南岸海棠溪渡过长江,集结于江边储奇门的“羊子坝”。而举着旗子、标语的市民,早把凯旋路两旁挤得水泄不通。欢呼声、口号声不绝于耳。
入城的队伍沿着蜿蜒的公路,走过通远门、七星岗、观音岩、两路口,最后在“国际村”驻扎下来。接下来那几天,军部驻地涌来成群结队报名参军的学生,阿玲被临时抽调去协助接待登记。这位穿着洗得发白军装的小个子女兵的桌前,排起了报名参军的长队……
(作者单位:重庆日报报业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