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岳母焦楚玲女士是我的中学老师，但她从小便失去双亲，成了孤儿。父亲离世时，焦楚玲尚在襁褓中。听大人们说，父亲是陕西潼关人，只给她留下乳名“阿玲”。是母亲抱着她辗转回到老家湖南新田，母亲在县女中担任音乐教员，母女相依为命。1941年冬，日本侵略者占领新田，母女俩随难民逃到大瑶山，不料久患肺疾的母亲在兵荒马乱中撒手人寰……

阿玲记忆中永远忘不掉的一幕，是母亲被族人入殓，要钉上棺盖的那一刻。她将瘦小的身子伏在棺材盖上，不让别人把妈妈钉进那个大盒子。哭成泪人的她，不知何时晕睡了过去。醒来时，妈妈已被埋在大瑶山顶，只见满天星斗辉映着一座新坟……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解放了浙江淳安。那晚，二野十二军文工团在县中学操场演出歌剧《白毛女》，台下一个女孩禁不住嚎啕大哭，那便是被亲属收养、吃百家饭长大的阿玲。

第二天，阿玲来到部队驻地要求参军。虽说她初中还没毕业，但当时也算是个“小文化人”了。她被批准入伍，和几个学生娃一起，被分到军文工团。很快，南京解放。一个晴朗的下午，上级通知到“国民大会堂”开会。会场上，司令员在台上发布命令：“进军大西南，解放全中国！”

当晚大家打好背包，按要求在规定时间写家信，交组织上统一寄转。一屋子女兵都行动起来，唯有阿玲一脸茫然。此时军政治部宣传部张部长走来，见阿玲坐在床沿发呆，便问：“小鬼，怎么不写家信啊？”

一句话惹得她鼻子发酸：“我……我没有家，也没有父母。”对方怔了一下，问起究竟，阿玲边抽泣边作答。对方听完，轻轻拍拍她肩膀，默默离开了寝室。

第二天一早，阿玲被叫到军政治部。张部长打开档案袋，告诉她：“小同志，我代表组织正式通知你，你的父亲是中共党员，你是革命烈士的后代呀！”

阿玲这才知道，她父亲焦啓铠，是黄埔军校第三期的中共党员，与北伐名将蒋先云一起工作。蒋先云还把自己的堂妹、毕业于湖南省立女子师范的蒋伦英介绍给焦啓铠，二人结为夫妻，那便是阿玲的妈妈。大革命失败后，焦啓铠接受党的指示，携妻女回到陕西，打入西北军上层做军运工作。后身份暴露，两次被捕入狱，终被国民党军阀马青苑杀害，牺牲时年仅28岁……

阿玲第一次得知父亲奋斗牺牲的经过，虽然她从没见过父亲，但至此坚信，爸爸一直在自己身边。

张部长告诉她：“从现在起，革命队伍就是你的家，同志们就是你的兄弟姐妹！”

阿玲使劲点头，擦干了满脸泪水。

进军大西南，阿玲是用双脚走过来的。一路上，战斗部队追击穷寇，文工团紧随其后，时常站在山坡上打着快板、唱着歌给部队鼓劲。枪林弹雨中，奔跑的文工团员相互照顾着，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快，快，别掉队……”。晚上又围坐在一起，用马尾刺破脚底的血泡。途中宿营时，还排演了歌剧《刘胡兰》《王贵和李香香》《进军腰鼓》……文工团员鼓舞着战士们的士气，成为大家珍视的“宝贝”。

1949年10月1日，是阿玲永生难忘的一天，刚刚解放的湖北沙市（今荆州市）披上节日盛装。阿玲和文工团的腰鼓队、秧歌队，唱着跳着汇入欢乐的海洋……只见广场四周的窗口、房顶上都挤满了兴奋不已的市民。

部队加快了行进步伐，一路势如破竹。从11月7日解放秀山县城，到11月30日在重庆主城举行入城仪式，重庆全境很快回到人民手中。

那一晚，重庆长江南岸隆隆的炮声逐渐停止。部队接到命令，第二日清晨渡江入城。阿玲和女兵们兴奋得一夜未合眼，她早早换上那件洗得发白的军装……拂晓的第一缕白光刚刚浮现，阿玲便随大部队从南岸海棠溪渡过长江，集结于江边储奇门的“羊子坝”。而举着旗子、标语的市民，早把凯旋路两旁挤得水泄不通。欢呼声、口号声不绝于耳。

入城的队伍沿着蜿蜒的公路，走过通远门、七星岗、观音岩、两路口，最后在“国际村”驻扎下来。接下来那几天，军部驻地涌来成群结队报名参军的学生，阿玲被临时抽调去协助接待登记。这位穿着洗得发白军装的小个子女兵的桌前，排起了报名参军的长队……

（作者单位：重庆日报报业集团）